《無人知曉》

(資料圖片)

2000年12月10日，日本愛知縣發生了一起震驚社會的新聞，一位三歲女童被父母放進紙箱中多天未進食，最終餓死家中。這個案件轟動了當時的整個日本社會，公眾的第一反應無一不是對這對毫無責任心，不配為人父母的年輕夫婦進行強烈譴責。但剝開公眾的層層憤怒，真正走近這個釀成慘劇的家庭后，在名為“家庭”的巨大屋頂下，只有一個孤單無助“被困住的母親”。

在這位年輕又痛苦的母親身上，同時存在著對育兒困難錯誤的估計與想象，家庭其他成員在育兒方面支持的缺失以及對母職身份強烈的焦慮感和錯位感。或許正是這些原因的疊加，才導致了最終悲劇的發生。

讓我們再來看看這對年輕夫婦身上的其他事實，不到二十歲就結婚生子，兩人受教育程度都不高，經濟水平較差，夫妻倆都從小父母離異，自身原生家庭存在嚴重問題。好像這幾個關鍵詞的組合，也告訴了我們為什么這位年輕的母親會遭受上面的種種缺失。這只是數個極端因素厄運般碰撞導致的悲劇性結果。

讓我們再把目光轉向距離愛知縣9200多公里的英國倫敦，在這里雖然沒有被餓死的孩子，卻也存在著一群痛苦的母親。和日本愛知縣的這對夫婦不同，這群母親擁有良好的經濟條件，她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屬于高學歷人群，她們的伴侶也一樣。她們有穩定健康的家庭，也并非沖動性的進入婚姻。但她們也都毫無例外的落入了相似的育兒困境——低估了育兒的困難性、其他家庭成員在育兒過程中隱身以及對母職身份的強烈焦慮。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會環境，不同微觀條件，只同樣擁有“母親”這一特殊的身份，但她們面對的煎熬和迷茫是一樣的。或許，母親一詞背后的意涵真的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復雜。而在母親這個稱呼的榮光與偉大下，是否確實存在著鮮少被書寫的共同困境？這些困境到底是什么？又意味著什么？我們又應該如何共同面對，共同解決這些困境？

有人說，成為母親吧！于是，成為母親，然后呢？

01

我是一個不合格的母親怎么辦？

“雅美當時確實有盡力疼愛真奈，雅美給真奈拍了相當多的照片，毫無疑問，她當時是愛真奈的。”

《育兒放棄》

這些描述來自杉山春的紀實文學作品《育兒放棄》，在日本愛知縣女童死亡案發生后，杉山春歷時三年半，多次采訪了涉案父母和家屬，試圖還原案件的全貌，并討論案件背后可能被忽視的結構性社會問題。

《育兒放棄》 [日]杉山春?著?燁伊?譯

雅美就是案件中放任自己親生女兒被餓死的失職母親。她并非大眾想象中，冷酷無情對自己孩子沒有一點情感的失能性母親，正相反，在一開始，她只是一個懷著對幸福母女生活期待的，最普通最普通的新手母親。但成為母親不久后，雅美就模糊地意識到，她腦海中幸福的育兒生活，可能很難實現。帶孩子，遠比她想象得困難得多。

在家中，雅美需要獨自照顧孩子并承擔家務。剛出生兩三個月的嬰兒，隨時可能要吃奶、睡覺、哭泣、排泄，不會顧忌父母是否方便。同時，從孩子呱呱墜地開始，哭聲就像一個隨機觸發的插件一樣嵌入了母親的生活。嬰兒需要用哭泣表達自己饑餓、冷熱以及渴望被抱的需要。養育者需要準確接收嬰兒發出的信號，這將使嬰兒意識到自身的欲求和情緒，成為孩子自我意識和自尊心的萌芽。這樣的哭聲有時會在凌晨三四點突然響起，有時則持續很久始終沒法停下來。而這些只是母親獨自面對幼兒時需要承受的冰山一角。

對育兒辛苦的描述在主流敘事中并不缺乏，但卻總以一種宏觀的狀態被呈現。在我們的印象中，生育是非常偉大的行為，因為母親懷胎十月受盡艱辛。從小到大，媽媽對我們的照顧也總是充滿辛勞的，她們總無私的奉獻。但這些艱辛和這些奉獻具體到底是什么，到底有多難以承受卻是模糊不明的，仿佛對它們的敘述真的只是母親無私的愛和奉獻的注腳。然而，正如杉山春在書中犀利地指出“育兒本身就是現實本身，是真刀真槍的勝負對決。”

育兒勞動對母親身與心的消耗在現實生活中是無比具體的。極度缺乏的睡眠，剛生產完后身體上持久的疼痛，喂奶時被嬰兒吮吸破皮的乳頭，如果這些每一個母親都真實經歷過，無比具體的痛苦始終無法讓一代代年輕的新媽媽們提前有清醒的認知，那當她們再次面對這些漫長的困難時，能感受到的除了無助之外，只有巨大的落差感和自我懷疑。

這樣的敘事結構帶來的另一嚴重后果則是年輕母親的認知失調。育兒中具體的困難是在真正成為母親前，做再多功課都難以感同身受的，但這件事又無比尋常，每一位母親都必須經歷。所以面對這些困難時，部分女性會產生嚴重的關于母親身份的存在焦慮。

《坡道上的家》

“每個人都是這么過來的”，在日劇《坡道上的家》中，這句話在主人公尋求育兒支持時不斷被塞給她。這種心態也往往成為年輕母親的一種典型內省——“我是不是不夠愛自己的孩子？”“我可能真的不是一位合格的母親？”一位合格的母親應該沒有怨言地默默承受這些困難和辛苦，這樣的想法甚至逐漸內化為一種觀念上的社會共同標準。

因為每一位母親都是這么過來的，所以每一位母親都應該這樣過來。而這種既有觀念帶給年輕母親巨大的壓力很容易導致自我懷疑和自我動搖，這些關于自我認同的焦慮對個體的消耗甚至比具體的事務性勞動帶來的消耗更容易導致嚴重后果，它是無形的，難以被量化的，同時也難以被表達，所以幾乎找不到出口。

02

我的價值只是做個好媽媽？

“（我曾經）工作特別忙，特別有挑戰性，讓我獲益匪淺，從各個方面來講都是。但，那都是我女兒出生以前的事了。”露易絲說。

英國媒介性別學者沙尼·奧加德的論著《回歸家庭》聚焦了中產階級全職母親的育兒困境。露易絲是她書中的一位訪談對象。和雅美的人生軌跡完全不同，露易絲22歲時就從英國一所頂尖大學的政治學專業畢業，第一份工作就是市場經理，她能干、聰明、有抱負。

《回歸家庭》 [日]沙尼·奧加德?著 劉昱?譯

同樣，與年輕且對育兒困難毫無準備的雅美截然相反，露易絲對自己的人生有清楚的規劃，她知道育兒意味著什么，她的家庭有足夠的經濟資源雇傭協助育兒的保姆，同時他的丈夫也相對“進步”，并不認為家庭事務和育兒完全是母親的責任。她認為在育兒這件事面前她不僅可以擁有選擇的權利，同時也有能力保有自己的生活。然而，當露易絲做足心理準備，懷著堅韌的信念踏進母親的世界后，一切和她想象的完全不同，她根本應付不來。

很多和露易絲相似的年輕母親在書中描述了她們生孩子前后判若兩人的工作狀態，以及隨之而來的“消沉感。”雖然家庭可以負擔得起托兒服務，但作為母親，尋找托兒服務，管理育兒事務，和相關人員溝通交流等瑣事全得大包大攬。同時，當孩子們生病了隨時待命身邊，出席孩子們學校的各項教育活動，對孩子的學習成績負責，這些事仿佛就是母親的天職，理所應當的填滿了母親的生活。

在無意識時，育兒這件事正一點一點蠶食著母親的生活。同時，另一方面，在職場上，這些疲憊的母親們面對的是另一種擠壓。

“越來越多跡象表明，現代職場環境對婦女，尤其是母親非常不利。母親仍舊遭受著“母職懲罰”，在英國每年有6萬名婦女因懷孕和生育歧視而失去工作，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受到騷擾、被降職、升職時不被考慮和自由職業失去訂單的婦女。”

《回歸家庭》

《傲骨賢妻》

在這樣的雙重擠壓下，太多母親感覺到力不從心，想試圖改變自己的生活，想辦法從困境中突圍。而我們的老朋友“每個人都是這么過來的”也在此時再次勤勤懇懇的扮演好了它的角色。與之前提到的關于母親角色的傳統敘事結構不同，在如露易絲一樣“中產階級精英女性”的生活里，主流敘事則變成了“獨立女性就應該擁有自己的事業”“成功的職場母親，可以做好事業和家庭的平衡”。

女性主義學者羅莎琳德·吉爾曾犀利地指出“‘外部’信息進入‘內部’改造著我們內心深處的渴望和自我意識。”個體往往很難擺脫強烈的社會期望，在這套“新自由主義”話語的再次規訓下，母親們往往下意識地將錯誤內化、個人化，認為造成困境的原因在于自己，并引起關于自身的價值焦慮。或許自己真的不是那么有事業的野心？或許自己可能并不是那么堅韌的女性？或許自己的價值更在于做一個好媽媽？

在這樣的情況下，部分母親只好“主動”做出選擇，她們需要放棄一部分東西，但是一個母親怎樣才能放棄成為一個“母親”？所以更多情況下，母親們放棄的只能是“生活”或“事業”以及“成為獨立女性”、“家庭事業雙豐收”這種可以和自身身份相切割的東西。

03

家里的其他人呢？

日本愛知縣的這起案件中，除了作為母親的雅美承擔了法律后果，并被公眾輿論譴責，女童的父親同樣接受了判決。在法庭上，這位年輕的父親坦率的表示“我一直認為男人就是負責工作，女人就要負責家務和育兒。”顯然，在育兒過程中，雅美需要獨自承擔關于孩子的一切，而父職的角色在這個家庭中是完全缺失的。

很明顯，這種育兒模式是畸形且不健康的，這不僅是對作為母親的女性的價值的抑制和損耗，同時也并不利于孩子的成長。目前，這樣的價值觀念顯然已經和當下的社會環境顯得格格不入了，男女雙方共同承擔家庭事務和育兒責任似乎已經成為了現代社會中被高度認同的一個共識。

在露易絲以及和她境遇相同的英國中產階級家庭中，父親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他們對妻子的付出表示充分的尊重，認為在處理家庭事務方面，父親和母親可以進行平等的團隊合作，甚至這些父親們還精通女性主義論調。然而，當相同的問題再次回到母親身上，讓她詳細說說，在具體的生活中，她的伴侶到底為她分擔了哪些事務，答案則是下面這樣：

“啊，主要我做。不，他也做。......他，他，他做很多事情，他早晨會收拾早餐餐具，所以要是我比較忙......我的意思是，他確實干活兒，但不，不，不會干那么多。真的。”

而另一位境況相同的母親則表示：“缺了什么他會去買，你懂的，零零碎碎的東西......天氣好的話，肯定會帶孩子出去練一會兒球。[吸氣]但除此之外，我得說......他不怎么帶孩子。他在公司待得太多，太久了。”

《回歸家庭》

對母親來說，比起具體育兒瑣事的真實可見，父親的缺位則是更隱性且更難解決的問題，可是母親們卻習慣了承受這些。上文中母親在嘆息的同時，也依然習慣性地為父親的缺位進行辯護。歷史學家葉利·扎列茨基認為，這種性別分工的歷史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的制度特性。男性在承擔育兒事務時的缺位不僅來自于他們父親的身份，同樣來源于集體話語的合謀。即有社會框架下的敘事結構不僅包括對父職的諒解和縱容，同時包括對母職的盲目崇拜和理想化。母親這一角色是始終不斷被整體生活環境和社會環境評估與監控著的。

電影《婚姻故事》中，準備離婚的女主角在和自己的離婚律師交談時感嘆“雖然現代人希望父親有所改變，但我們基本上還是全盤接受，就算他們犯錯，我們還是愛他。但是大家無法接受母親犯同樣的錯。”

《婚姻故事》

仿佛生育這一行為是以這樣詭異的形式將男人和女人區分開——同在一個屋檐下，丈夫和妻子的生活卻走上兩條不同的軌道，妻子成為育兒的主力，因為母職的降臨，無論孩子出現任何閃失，自責、家人與親屬的責備以及遙遠天空中懸掛著的社會期望，共同編織成名為“失職”的大網，把母親緊緊纏住。而這種結構性的目光，早已應該從母親身上移開太久了。

當一個女孩成為一個母親后，擺在她面前的是育兒的種種艱辛。如果她缺乏外部支援，特別是伴侶沒法在心理和行為上為她提供必要的幫助，她要怎樣才能從孤立無援的困境中走出來？

如果期望母親這一身份，確實只是像她一貫被描述和歌頌的那樣充滿獲得感和深邃的幸福，或許，不僅僅要說，成為母親吧。而是希望，每個家庭成員和每個社會成員，都要真實具體地對媽媽“好”。

撰文排版：野豬

參考資料：

《育兒放棄：被困住的母親與被忽視的女兒》[日]杉山春

《回歸家庭？家庭、事業與難以實現的平等》[英]沙尼·奧加德

Rosalind Gill,“Sexism Reloaded, or, It’s Time to Get Angry Again!”Feminist Media Studies 11, no. 1 (2011): 66.

Eli Zaretsky, 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London: Pluto,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