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婷（廣州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早在先秦時期，“大一統”思想已現諸文獻，概其要者，一是構建以“三皇五帝”為代表的上古帝王體系，二是強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國家認同，三是宣揚“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定于一”的政治理想。“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秦王朝首次將先秦以來的“大一統”政治理想變成了社會現實，使“大一統”成為嬴秦之后中國社會的標準形態，對于后世維護國家統一、社會安定、民族團結等諸多方面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盡管民間“大一統”觀念滯后于廟堂謀劃與學界闡發，但就中古碑志書寫內容來看，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期間，“大一統”觀念已作為重要意識形態融入碑志文本創作中，深刻影響著這一時期碑志書寫的范式與規則，社會民眾對“大一統”觀念已從早期自覺接受、普遍認同，逐漸發展為主動參與、銘旌頌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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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書寫：天下一家

探尋族源，追述世系，是中古碑志書寫的重要內容，因家族背景差別，碑志中有關家族歷史的回溯，虛實不同，筆法各異，其中亦不乏矜門第、攀高姓者，但在這一時期的碑志書寫中，無論中原地區民族，還是邊遠地區的民族后裔，均普遍地將“三皇五帝”奉為遠祖，將族源歸根于中華人文始祖。

北朝碑志記載，北魏大臣崔敬邕先祖乃“炎帝之胤”，陽平幽王妃李氏、和邃、侯愔、叔孫協等先輩系“軒轅之裔冑”。鮮卑人奚真祖先“肇系軒轅”，元寧之先乃“唐堯之苗裔”，乞伏保達之先“蓋夏禹之苗裔”，庫狄回洛妻尉氏之先乃“發顓頊之遐源，資有夏之苗裔”，匈奴人赫連夫人閭炫之先乃“分源白帝”等，類似記載在南朝碑志中亦不鮮見。隋唐五代時期碑志中奉“五帝”為遠祖者更加常見，或稱黃帝軒轅氏苗裔、帝嚳高辛氏華胄，或稱顓頊高陽氏胤緒、黃帝長子少昊金天氏苗胄，或稱唐堯體胤、炎帝圣裔等。

與南北朝碑志不同的是，唐人通過闡發《史記·五帝本紀》之說，以夷夏同源方式解釋了“四夷”后裔族源問題。“昔黃帝之子四十九人，或內列榮班，外蕃荒服，分珪宅土，錫族命官，宗氏因此而生。”（《張通墓志》）“昔者軒轅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其有作政西土，觀光北闕，藩屏天子，欽慕國章。”（《俾失十囊墓志》）中原地區周邊“泛遙源于獯粥”的延陁氏稱“肇系緒于軒皇”，突厥人阿史那摸末稱“蓋大禹之后焉”，匈奴后裔赫連仁稱“先帝軒轅之鴻胤”，粟特族康阿達稱“即皇帝之胄胤”，西域史國人史訶耽稱“分軒丘而吐胄”，鮮卑人斛斯師德稱“其先黃帝之后”等。

根同一系、祖出一源的祖先書寫，映照出魏晉南北朝以來民族大融合的時代背景，昭顯了“九州共貫”“和合共生”的政治理念。“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黃帝子孫散居四海，華夏民族同源共祖，天下一家的“大一統”觀念已經深入閭里巷陌，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高度共識。

史事書寫：家國一體

歷史書寫是中國歷代王朝最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工程之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漢書·藝文志》）先秦時期，諸侯各有“史記”：“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孟子·離婁下》）西漢以降，至于唐代，已有十三部官修國史。“史諜出于后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金石錄·序》）碑志發軔于秦漢之際，興于魏晉南北朝，盛于隋唐五代，是載有墓主生平、美頌志主功德的傳記石刻。“金石銘勒，出于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寶也”（《關中金石記·敘》），碑志記載講究銘誄尚實，與家族史、地方志相輔相成，是國史研究的珍貴史料。

中古碑志在敘事上體現出對接家牒、國史的內心自覺，如“自分封命氏，懿德嘉猷，并國史家諜之所詳”（《樂達墓志》），“原夫得姓命氏，列于春秋；降漢及魏，傳諸國史…斯并詳諸家諜，無資染翰”（《杜才墓志》）等表述，無不強調碑志是家牒、國史的組成部分。碑志所載河南元氏、弘農楊氏、渤海高氏、京兆韋氏、河東裴氏等大族世家中，不少人物可在正史傳記中找到相應記錄。除此之外，中古碑志還補充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如《魏君夫人雷氏墓志》中有關唐初西羌雷氏與鉅鹿高門魏氏聯姻的詳細記載，是中原地區各民族之間交流交往交融的歷史見證；《慕容知禮墓志》記載唐初鮮卑遺緒慕容知禮接受和學習漢文化，“雅擅詞藻、尤工篆隸，年甫十五……雅性好學，服膺儒素”，類似記載亦見于《慕容相及妻唐氏墓志》，這些都是民族大融合生動而真實的歷史記錄。

在歷史進程和文化進程中，中古時期的碑志已從最初簡要記錄亡者生平、標記墓壙方位、表達悼念之情的行狀類文字，躍升為代際傳遞、綿延不絕的家譜、宗族記錄，逐步擔負起家國同構歷史敘事的時代責任，漸漸融入國家史事的歷史書寫中。

品格書寫：忠孝奉國

“大一統”觀念不僅指國家政治、疆域領土上的整齊劃一,也包括思想文化、價值導向上的高度集中。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大一統”觀，突出表現便是忠孝觀的統一。忠孝觀是中國古代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民族數千年凝聚而成的道德精華和民族品格，作為道德行為規范深刻影響著個人、家族和社會。

中古碑志在書寫中嵌入對“忠孝”美德的顯性宣介和褒揚，首先，表現出對“忠孝”認識上的統一。即不約而同提出“居家以孝，報國而忠”（《吳守忠墓志》），“仁德忠貞，君臣之節義；理家孝悌，亦為政之榮基”（《劉建墓志》），“行孝承家，敷忠奉國”（《趙績墓志》）等相似的觀點和看法。其次，將“忠孝”作為人物品行的重要評騭。諸如“公幼則孝于而家，長則忠能奉國”（《劉奇秀墓志》），“其在私室也，則孝之與義；其在公黨也，則信而與忠”（《陳添墓志》），“盡孝養于閨庭，竭忠誠于寮寀”（《劉延壽墓志》），“從宦歷職，資忠履信……公家代忠孝，士林模準”（《裴悌墓志》）之類以“忠孝”為道德規范的論定。

與此同時，在內容上隱性構建“忠孝”人物形象，或在序文中增加生動形象、令人動容的孝行場面描寫。《薛璇墓志》記錄奉養父母時“冬夏扇枕之儀，晨昏盥漱之敬”，《段簡璧墓志》記敘守孝時“泣血三年，在于墓側。生平之日，常愿陪塋”，《孫嬰女墓志》稱“府君違代，則號慕哀絕，感動無心，痛之一至，忘其患苦，不納勺飲，七日而終”，《張祖墓志》云“大男客朗等五人，孝履自天，哀慕過禮”等。或銘勛謚忠，記載精忠報國的人物事跡。《屈突通墓志》記載貞觀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屈突通驍勇善戰，為國盡忠職守，“振威玉門，揚旌紫塞，肅秋霜而伐叛，布春露而懷遠，攻城若摧朽，制敵如燎原，斬獲居多，勛庸莫貳”，一生戰功卓著，生為社稷之臣，死為忠義之士。《論弓仁碑》記載唐玄宗時期名將論弓仁英勇戍邊，在平定叛亂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聲暴露于天下，業光輝于代載”，將個人事業和家族盛衰融入國家命運的愛國之情躍然于石。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根植于中華民族的血脈深處的“大一統”思想，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中古碑志文本中的“大一統”觀念，是南北朝以來民間對“大一統”思想和國家體制的自覺接受與當代化書寫，不僅是中古時期宗法社會中穩定家國體制的基石和家國情懷的核心要義，也是處理家國事務必須遵守的社會規范。

《光明日報》（ 2023年06月10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