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安和農戶到山下取水（本版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趙安

【資料圖】

村民選舉小組長

趙安在中國社科院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言

“我是一個小鎮青年，曲折輾轉只為謀生……”7月初，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畢業典禮上，出生于甘肅鎮原縣一間窯洞里的趙安操著一口西北口音，作為畢業生代表發言。

他的博士論文致謝走紅后，有網友說，讀哭了，“與你走過的路那么相似，唯有繼續奔跑。”

“很多人從我身上看到了自己。”趙安說，他也收到很多老鄉留言，有的說，“希望回來造福鄉里”，還有的說，“希望你回來做個好干部”。

“家鄉的人們對我有很多期待?！壁w安說，從事農業農村相關研究與實踐，將是他這一生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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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科院大學趙安在博士論文致謝中寫道：我從2005年18歲離開故鄉，負笈遠游，至今35歲博士畢業，整整17年時間過去。期間參加過7次研究生考試、3次博士論文答辯，最終完成了草學學士、法律碩士、經濟學博士等階段的學習。也曾因學業一度中斷，在基層擔任第一書記、在多家農業企業打工，曲折廢弛難以盡述。

他感慨：“回首望過去，可憐無數山。”“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種生活?！?/p>

小鎮青年

“我是一個小鎮青年，曲折輾轉只為謀生……”7月初，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畢業典禮上，出生于甘肅鎮原縣一間窯洞里的趙安操著一口西北口音，作為畢業生代表發言。

8分鐘時間里，他主要講述了10年前的基層工作經歷，“重塑了我認識這個社會的價值體系?！?/p>

那時，他每天騎著一輛自行車，翻越20里山路，從鎮原縣城關鎮前往村里。村里沒有食堂和商店，早上從鎮里出發要帶夠全天的糧食。

有一次因為走得太遠，趙安將自行車寄存在山下的農戶家，沒能在天黑前走下山，一路靠撿山上的酸棗充饑，按照山羊的糞便和足跡才摸下山來。

他原本計劃的人生是成為一名學者，“走出鄉鎮”。從小，父母和老師都說：“知識改變命運。”

18歲以前，他很少走出過家鄉屯子鎮。因為父母都是老師，二胎的他出生就被叫作“黑娃”，寄養在鄉下爺爺奶奶家。三歲時，奶奶去世，他又被送到舅舅家。

在舅舅家生活，趙安覺得自己像“空氣”?！巴晁奶幉啬?，使我陷落于愛的貧困，一生不得治愈?！壁w安覺得，自己從出生起，就是一個“邊緣者”。

回到父母身邊后，生活沒有太大改變。父親雖然在鎮里當老師，但每天要騎車20里地回村種地，穿著滿是洞的背心割麥子。

他撐袋子，父親往里頭倒麥子。撐不好袋子麥子撒落，引來父親嚴厲的責罵。

小時候，趙安最期待父親去西安。每次父親會買幾袋泡面，泡一袋給他吃。那是趙安平時吃不到的“奢侈品”。

長大后，趙安一回想起這個畫面就痛心。父親去西安是去看病，6點就要起床。回來時，父親背一個大冰塊，里面放著冷藏的藥品，到家后立即找鎮上的飯館，請求人家幫忙冷藏。

那時，父親在趙安的眼中是矮小的。小時候，他體弱多病，父親帶他去鎮上的小診所，抓幾副中藥喝，喝了幾次都不好，他怨父親，“為什么不去大點的地方看??？”

后來，父親帶他去慶陽市看病，醫生讓住院，父親堅決不讓，說家里沒錢，回家再用藥就行。父子倆坐在馬路牙子上說話，趙安生氣，嫌父親沒本事，父親說，“我就這么大的能力?！?/p>

后來，父親在趙安21歲那一年病逝，離開時未滿50歲。每次想到父親，趙安都想找地方“號啕大哭一場”。

多年以后，他才理解父親的無奈，意識到“一個人要突破自身的種種局限，來實現改變是多么艱難”。

他記得，父親的夢想是買一輛桑塔納回老家，光宗耀祖，“小人物就這么一點理想，小到讓你覺得可笑?！惫ぷ骱?，趙安買的第一輛車就是桑塔納。

趙安說，父親帶給自己最大的影響，就是人不能知足，要奮斗，“要一直往上走”。

讀高中時，幾十個學生擠在一間宿舍里，沒有空調，沒有暖氣，床上只有一個草墊子，學生們大多就著咸菜吃饅頭。

趙安一心想離開落后的家鄉，考上了蘭州大學，想報化學專業，分數不夠，轉報草業科學。

剛到蘭州時，趙安分不清東西南北，看不懂紅綠燈，不會乘坐交通工具，進到大樓里因沒見過電梯而找不到上樓的入口。入學之后，不知同學所說的百度和QQ為何物。

大四，趙安和同學去市周邊縣城的飼料廠實習，環境艱苦。他覺得草學冷門，不好就業，想考經濟學的研究生。

2005年，趙安去了廣州，邊工作邊考研。

落寞歸鄉

在廣州，和草學相關的崗位寥寥無幾，趙安找到一份地產公司的文案工作，干了不到半年，公司就倒閉了。他又去了一家地產公司，月薪2000多元。

為了省錢，趙安租住在城中村的“握手樓”，樓道潮濕陰暗，老鼠、蟲子跑來跑去，五六平方米的房間只能放下一張單人床。

房間里看不到陽光，有時候早晨醒來，他找不到眼鏡，感到無比恐慌，摸索好一會兒才從某個縫隙里找到。

那種恐慌感導致他現在還害怕待在沒有窗戶的房間，不敢長時間坐飛機、待在密閉的空間里。在廣州時，他常常想沖出屋子，到寬敞的地方大喊一聲。

書籍是趙安的安慰。到了周末，他白天去附近一個學校的教室里準備考研，晚上回到“膠囊屋”，趴在床上讀周國平、尼采，經常讀到深夜兩三點。

他對尼采的“強烈意志學說”印象深刻，認為“人活著就是要大鬧一場?！比欢?，現實是，趙安考了3年研究生都不理想。

在繁華的廣州，趙安感覺到“人的渺小和對未來的恐懼”。待了2年多，他聽母親的話，回甘肅的家鄉考編，被分配到鎮里的黨政辦公室，做會議記錄、處理文件、寫文字材料。

那段時間，趙安心理落差很大。大學3個舍友，一個去國外深造，一個去北京讀研究生，一個轉入投行公司，只有他“衣錦還鄉”。

他又開始準備考研，入職不到半年，正趕上省里選派第一批“第一書記”，下村支持鄉村工作。

時任鎮原縣城關鎮黨委書記的李四科在年輕干部里篩選簡歷，發現趙安學歷高，寫材料思路清晰，還是寒門子弟，推薦他去城關鎮五里溝村擔任第一書記。

五里溝村是一個有著幾千人的貧困山村，河流穿越山谷，村民住在半山腰的窯洞上。

雖然也是村娃，但趙安入戶調研時，仍被這里的貧窮震驚。有的家里窯洞極度黑暗，鋪在炕上的被子多年沒有換過，鍋里只有幾個饅頭。

這里的交通和水資源極其匱乏，農民喝水、澆地，要牽著一頭馱著兩個大水桶的毛驢，走過狹窄的羊腸小道，到山下取水。

每次下雨，泥路被雨水沖刷，一片狼藉。由于山路過于狹窄，“人死了連棺材都抬不上去”，大型農業機械更上不去，農民只能靠牲口犁地。

目睹山里的貧困面貌，趙安一心想做點事，開始修路。村里沒有集體資金，趙安設“功德榜”，號召村民捐錢，只籌到幾千元。

他又把目光投向同鄉的農民企業家，去了蘭州、西寧，找到做天然氣生意的兩兄弟，募得4萬元現金。鄉里又批給這個村5萬元修路資金。

趙安雇了兩輛鏟土機，在途經糧田最多的地方修路。

其間，趙安初次認識到鄉村工作的復雜性：有的人說家門口的糞堆、花椒被鏟土機推了，要求補償。有的人認為路線設計不合理，帶一群人鬧。還有的人嫌棄把路口修到自己家，途經車輛多，太吵。

趙安說好話，給補償，一一安撫，前后修了一個月。年底，鎮里對各村進行評比，原本排倒數的五里溝村躍居前列，修路沿線的群眾送來錦旗，趙安感覺“一下子有了價值感”。

那年年末，他和朋友去慶陽市參加第四次研究生考試，途經市委大樓，看到一個大牌子上寫著“面向群眾”，“群眾”兩個繁體字看起來像“犀?！?。兩人調侃，如果有一天能進到這棟大樓里，“面向一下犀?！?，這一生就算實現了理想。

這一次，趙安考上一所“985”院校，但由于基層工作在身，他只好忍痛放棄。

2012年，甘肅省開展聯村聯戶、為民富民的“雙聯”行動，實施精準扶貧。鎮原縣祁川村被確定為全縣215個村里，唯一一個市委精準扶貧的聯系單位。趙安又被任命為祁川村黨支部書記。

“最后一公里”

與五里溝村不同，祁川村獲得省、市大量資源傾斜，趙安不需要再四處要錢，而是要將政策“落實到最后一公里”。

趙安觀察到，大量資源的注入打破了村莊原有的平衡，涉及資源分配問題，村里矛盾頻出，而矛盾的癥結點常常令人意想不到。

比如村里“實有人口”的認定問題。2012年，村里一個小組被選址為縣里公墓區的建設區，涉及征地賠款高達幾百萬元。分配賠款時，趙安發現，公安機關、計生委和村里提供的三套人口數據不一致。

雖然大多數村民善良、樸實，但農村關系復雜，資源分配是難題。有一次，縣城治理河道，征收一個小組的川地。小組絕大多數人都姓李，上世紀演化為“甲、乙、丙”3個小組，之后又合并。

征用地在甲、乙兩個小組川區，這兩個小組認為，所征地是他們的口糧田，再由丙組參與分配不合理。但丙組認為，所征之地是小組集體資產，且父輩們共同搶修過這片川地，應該獲得征地賠款。

雙方互不相讓，越吵越兇，甚至揚言“從此不在一個祖墳里燒紙”。鎮里多次開會討論，最終決定，丙小組調整出幾畝地給另外兩小組使用，征地款則由3個小組共同分配。

但幾個小組都不認可此方案。

梳理這一案例時，趙安倍感困惑，不知道將這些現象應該歸為政治學還是社會學問題。

到了工作后期，他愈發感到鄉村工作的復雜，“就像海邊撿不完的貝殼?！壁w安被罵過，還被吐過唾沫。

曾經，趙安視做一名學者為理想。但基層工作讓趙安意識到，現實的復雜性不是光靠在辦公室生產“高深理論”就能解決的，有時候，農民的法子更接地氣。

2013年元旦，趙安召集6個村民小組開群眾會，就10項擬實施的項目進行投票。

但有的村民不識字，看不懂項目文字。有人提議，“投石計票”——將10件待選項目制作成卡片，匹配簡易明了的圖片，放置在10個小盆中，農民以石子為選票，擲入盆中。

用這種方法，全村收集到700多張選票。趙安發現，基礎設施項目的需求占總票數過半，而在產業開發方面，村民接受速度較慢。

身為一個農村孩子，又是草畜專業出身，趙安一直希望通過專業知識，幫助村里人致富。一天，村里兩個年輕人找到趙安，說想掙錢，但不知道干啥好。

趙安建議他們養羊。年輕人有些畏難，趙安又給他們做工作，說村里有各種補貼政策，養殖戶只需要拿一小部分錢。

兩個年輕人沒有資金，趙安又通過互助資金為他們貸款，他們終于建起了兩個小羊棚，打了兩眼水窖。

原本以為只要羊生下小羊羔，就能到市場賣錢，但趙安發現，養羊是個技術活，需要特定時間讓羊發情，等羊懷上羊羔、順利生產后，還要幫小羊吃奶，防止凍死。

而賣羊門道更多，農戶要自己去找“二道販子”，熟悉銷售渠道。兩個年輕人在這些方面沒有經驗，干了兩年就放棄了。

這次經歷帶給趙安很多思考，“農民并不是不勤勞，只是他們的力量太過有限?！弊阅侵?，趙安心里有個愿望，“有一天具備實力，利用自己的專業優勢和人脈資源，回村辦一個草畜合作社，帶領更多弱者發展種草和養殖產業。”

感覺到自身知識匱乏，2012年，趙安去了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發展學院讀在職碩士，這一次不是為了學歷，而是“尋找治理村莊的方法”。

學習時間集中在假期，趙安每次去要先坐車到西安，再從西安坐十幾個小時火車到達北京。

趙安說，這段經歷提供給他一種看待農村問題的“視野和方法”，“將經濟學問題微觀化，對農村工作進行專題式深挖，比如農村金融，參與式扶貧。”

孤獨者的實驗

在人民大學的課堂上，趙安第一次了解到孟加拉國經濟學家、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創立的“鄉村銀行”。這是一種成熟的扶貧金融模式，面向貧民，提供小額、低息貸款，無須抵押和擔保人，以五人小組聯保代替擔保，作為約束機制。

30年間，尤努斯先后貸款給639萬人，其中96%是女性，還款率高達98.89%。

聽說這個制度，趙安很興奮，查閱了很多資料。回到祁川村后，他從縣財政撥款爭取到15萬元啟動資金，建立了“祁川村扶貧互助協會”，試圖探索農村金融制度。

一周內，協會發展了35人會員，繳納互助金3500元。協會章程規定，每筆貸款最高額度5000元，半年結清一次，并以至少三戶人家為聯保。

此外，資金優先貸給從事花卉苗木、養殖等金融指導產業的農戶。不過，趙安注意到，多數村民后來將貸款資金用于消費，有的看病，有的蓋房，給兒子娶媳婦。

半年之后，除一戶人家，貸款收回。幾個月后，欠繳的一戶也還上了貸款?？紤]到資金規模小，趙安想吸納村民小額存款，以擴大資金規模，被堅決制止。

后來的事實證明，這種急于求成的心態蘊藏著極大的風險。

2013年6月，慶陽市政府向鄉鎮投入1000萬元低息扶貧貸款，協會得到100萬元新增貸款。隨著資金規模擴大、利息提高和期限的延長，有的村民開始拖欠還款，且逾期率逐年增高。

因為村民沒有抵押物，趙安只能用“軟約束”的方式催債，掛橫幅、刷墻、換海報，提出口號“農民是最講信用的人”，但效果有限。到2014年年底，還款逾期率高達50.8%。

最終，這場長達3年的經濟實驗黯然收場，趙安也為此承擔了巨大的壓力，但他并不后悔。

趙安認為，通過資源堆積打造出來的扶貧村不可復制，想破除“短、平、快”的評價標準，探索一種“長效的工作機制”。

為此，他開展過一系列制度實驗，比如村莊衛生清掃工作。村部、街道、水渠常常垃圾成堆，很多村民把垃圾倒在門口，每年耗費幾萬元清潔費全靠鄉政府轉移支付。趙安嘗試讓各村民小組輪流打掃，讓優先享受“低?！钡拇迕駧ь^打掃等等，但無人理會。一位村民甚至當著趙安的面倒垃圾。

趙安在民主選舉上也傾注了很多心力。

2013年年初，一位村民小組組長因未及時公示組內集體賬務、管理混亂引發村民不滿，村民要求撤換組長。村里決定按照民主選舉流程進行小組長換屆。

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村民小組有三分之二以上戶的代表到會，選舉才有效。但選舉當天，300多位選民只來了70多人，還是在工作人員百般催促下到場的。

選舉過程中更是問題頻出。好不容易收集完選票，得票最高者票數未過半，應該再次組織投票，但大批村民因天熱中途離場。

之后，趙安又多次召集村民選舉，愿意來投票的人不多，只能按照第一次投票結果任命組長。

趙安設想在每個村民小組選舉5個村民代表，和組長共同推薦候選者。但村民對于參選并不熱情，好不容易選出來5個人，有的人說家里生意忙，不想當。

趙安又給人說好話，做工作，才勉強湊齊6個村民小組的30名代表。

之后，村里讓村民自薦低保候選人，現場一片混亂，這人正在說家里多窮，另一個人跳出來大罵說“不窮”，還有的直接在現場打起來了。

村里一遍遍開會，開到后面，村民和村民代表都不來了，評低保的方式又回到老樣子。

“真正給予社會行使民主的自主權，就一定能結出民主的果實嗎？海選一定能產生公意嗎？”多次組織選舉無果，趙安對此懷疑。

其間，有人勸他，基層干部應該執行命令，而不是做很多創新。趙安不認同，“這10年來，我一直在反思‘看得見摸得著’的盆景式工程，基層干部要建機制。”

工作到了第三年，趙安感覺“很孤獨”，常常找李四科討論農村問題。

在李四科看來，趙安“沒有私心，想干實事”，對他的要求總是盡可能支持。不過，他深知，“靠一個人的力量把家鄉改變很難”。

2016年6月，趙安結束村支書工作，決定繼續讀書深造，“這是最適合的一條路?！?/p>

在離開之前，他想把3年基層工作寫成書出版，“轉身時留下一個背影?！?/p>

他“卯著勁”寫了30余萬字，給出版社發郵件，無一回復。他又打印了3本書，背著書包去北京，白天找出版社，晚上住在高中同學的出租房里，找了一個多月也無人問津。

趙安失望地回到家鄉。過了大半年，中國法制出版社的一位編輯表示對書感興趣，《祁村奮斗》出版。

在這本書中，趙安從經濟、法治兩個方面，系統梳理了在祁川村的工作。在趙安看來，基層民主選舉需要反復海選、試錯，才能激發村民的民主意識。

趙安總結，互助協會在“零抵押、無擔?！钡某嗦銧顟B下運行，失敗是必然的，“只有農村金融立法體系逐漸完善，農村信用體系、擔保體系、評價體系、金融環境發育成熟，才有可能孕育成功的農村合作金融。”

“三農”學者李昌平給這本書作序寫道，“趙安之（趙安的筆名）‘千金撥不動四兩’的無奈是刻骨銘心的，他的思考也是深刻的，但未必全部正確。這或許只是一個開始。趙安之的開始，是花了三年時間身體力行的開始，是嚴肅認真的，全社會都應該有趙安之這樣嚴肅的態度面對中國的重大問題?！?/p>

從容行走

趙安覺得，后來多年學習深造，都是對這段基層經歷的“反芻”，“那時候是粗線條的，之后是精雕細刻?！?/p>

由于農村工作常常需要了解土地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趙安轉為考法律碩士，考了兩次，才考上蘭州大學法碩。

2018年，趙安碩士畢業，收到法學、農學、經濟學3個方向的博士錄取通知書，非常開心，“實現知識到一定積累后的系統性回報”。

他進入中國社科院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所深造，和一批職業學者探討農村問題，視野變得更加開闊。

他對合作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用我導師的話說，合作社是一所大學，農民要在合作社學校當中學習互幫互助，共同決策的一種理性精神，需要時間、耐心訓練。”

他在多個場合談論基層工作經歷，強調學術和實踐要互動，但鮮有人在意他的聲音，這讓他覺得，不管在基層，還是在學術界，自己都是“主流體系的邊緣者”。

他關注的人群也大多是邊緣者。博士論文，他研究農民工工傷保險問題，塵肺病病人是他的關注的人群之一。

他去了10多個省、20多個縣訪談塵肺病病人。在湖南永州，他遇到一位兩三個孩子的母親，才二十六七歲，被問怕不怕，女人說不怕，就是不知道孩子怎么辦?？吹綄Ψ綗o助的眼神，身為父親的趙安心里難受。

還有湖南一個鄉的很多村民，在廣州深圳打地基建高樓，多年不通風的地下環境使得他們患上塵肺病，“這些人都被淹沒在塵埃之中?！?/p>

趙安想將這些人的故事出書，但沒有出版社愿意出版，這讓他有一種“思想無法傳遞”的苦悶。

實際上，他一直在個人追求和社會評價兩條體系中搖擺。

一位同學在國際頂級期刊發表論文，“成果非常耀眼”。他很羨慕，同樣是多年辛苦讀書，卻連一個教職都有可能拿不到。

多年辛苦奮斗，他的心里積郁了一些“擰巴”。第一次申請博士沒成，他不服氣，“我在村里三年，研究的東西比一個碩士生差嗎？”找工作，招聘單位優先選擇清北畢業生，他感到不公，“我們都活在這樣一種鄙視鏈中?！?/p>

他不認同靠學歷評判一個人，但又不得不依靠這種評價體系。

“我用有限的資源稟賦，做一些有益于自己、社會的事情就足夠了，我不接受什么排名什么評價?！壁w安慢慢與自我和解，不局限于做一名學者，“我的職業是行走，我的專業是思考。”

博士論文致謝走紅后，有網友說，讀哭了，“與你走過的路那么相似，唯有繼續奔跑。”有網友感慨草根奮斗的不易，“魚躍龍門都是幾代人的努力。”

“很多人從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壁w安說，“他們希望看到我這樣的人好，這意味著每個人都有希望，雖然很悲壯?！?/p>

他也收到很多老鄉留言，有的說，“希望回來造福鄉里”，還有的說，“希望你回來做個好干部”。

“家鄉的人們對我有很多期待?！壁w安說，從事農業農村相關研究與實踐，將是他這一生的事業。

7月初，趙安回到祁川村調研，感受到村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以前，村里有消息要挨家挨戶打電話通知，打不通還要騎著摩托車去村民家里?，F在，有了智能手機，村里組建了小組群。村民再也不用擔心喝不到水，政府補貼每戶人家買了電井，很多人家將小汽車開到了家門口。

不過，趙安和現任村支書聊過之后，發現7年前的一些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如果有機會，他還想繼續自己未竟的互助協會實驗，“堅持探索，不要間斷?！?/p>

未來幾年，他打算再寫一本《祁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