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半月談》報道，自“新十條”發布后，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率先取消了落地前先報備的要求，但迄今仍有些地方還在堅持。

1月6日，安徽黃山屯溪區某小區居民反映，所屬社區要求外來返鄉人員前往物業處進行報備，報備需提供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往返地區、是否感染過新冠病毒等個人信息。無獨有偶，安徽黟縣、河南沁陽等地此前都曾發文要求返鄉者提前進行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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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如果這些地方是12月7日前發布返鄉報備要求，還情有可原，畢竟當時有當時的情境。可在去年12月7日“新十條”發布，今年1月8日起“乙類乙管”、全面調整防控節奏的背景下，仍要求提前報備，未免有些說不過去：現在連跨區域流動都不驗碼了，連行程碼都已經成過去式了，還有必要沿用之前的報備做法嗎？

毋庸諱言，外出務工人員春節返鄉，勢必會給家鄉地“保健康，防重癥”形勢帶來變量。連日來，在很多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務工者因疫返鄉、學生提早放假疊加年關附近頻繁的紅白事酒席，加速了感染潮的到來，由此而來的是醫療資源緊張。

鑒于此，部分地方在春節來臨前，對返鄉潮帶來的沖擊事先預估、提前準備，也可以理解。黃山屯溪區有關社區工作人員說法就是，收集信息的目的僅為統計返鄉人員數量，了解人員流動情況。可即便如此，需要評估或統計的也是整體人員流動情況，而非具體個人信息。

在當前情況下，還要求返鄉者填報包括個人姓名和是否“陽過”在內的信息，于法無據。要知道，個人姓名、手機號、往返地區、有沒有“陽過”等信息，都屬于個人隱私。個人隱私不能想采集就采集，還得有法律依據才行。

在新冠“按甲類管理”的階段，就算按照《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定，存在“為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特殊情形時可獲取個人信息，那也不能隨意濫用。如今新冠已回歸“乙類乙管”，再按照特殊時期的辦法行事，已經失去了法律基礎。

正如多位法律人士分析的，在缺乏法律支撐的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若做出借報備為名收集個人隱私信息的要求，理論上屬于無效行政行為，還可能涉嫌行政違法。在地方向返鄉者明確了收集目的并嚴格保密的前提下，返鄉者在知情同意基礎上可自愿報備，但得是自愿而非強迫。

因此，有些地方在要求返鄉人員報備前，得先自問下：這經得起一句“憑什么”的質疑嗎？

要減少返鄉潮對地方疫情形勢的影響，其實可以著眼于呼吁返鄉人員做好基本防護、保護脆弱人群（包括老人和基礎疾病患者等），但不能在法律規定外附加義務。事實上，在“硬隔離”措施取消的情況下，要求報備也沒實際意義。

從社會層面看，讓返鄉者報備有沒有“陽過”，也是給民眾人為添堵，還可能助長“新冠羞恥”或逆反情緒，甚至帶來陽性或非陽性歧視。在防控措施調整將被阻滯的流動重新還給人們后，也不應該再給外出者返鄉設置無形的關卡。

從結果上講，多地要求返鄉者報備，客觀上也會在設置阻礙中加大外出務工者的心理壓力，降低其返鄉意愿。都說“鄉愁難寄”，回家過年也是鄉愁代償的方式。當此之時，再以有形無形的方式（包括仍要求報備）抑制他們壓抑已久的歸鄉情結，也極易招致大眾反感。

相形之下，讓那些外出務工者順順利利回家、安安心心過年，才是更有溫度、更得體的做法。本質上，要求返鄉者報備，仍是一種變相加碼。它的出現也是一種提醒：在疫情防控節奏切換后，仍需警惕加碼亂象重來——這類加碼雖然看上去“溫和”多了，但只要是加碼，就都該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