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書者說】

作者：張程（文化學者、副編審，著有《故宮傳》等作品。）

提及“故宮”兩字，人們腦海中往往會浮現朱紅與明黃相間的宮殿，繼而聯想起在這片宮殿建筑群里的明清歲月。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故宮的內涵，又不僅如此。它包羅萬象，可由高墻宮闕探及中國傳統營造，可從金銀珍寶深入古代器物文明，可就一隅觀察明清社會制度，還可從它宏富的博物體系中領略中華美學與哲學等精神。故宮仿佛是一片海納百川的容器，里面盛放著中國歷史文化的琳瑯珍寶，讓人目不暇接，難以一窺究竟。

但是，這個容器，仍然是以“歷史”為底色。人們觀覽與閱讀故宮的興致，也多是從歷史開始，而生發至其他領域。它是明清帝王居所，但它更是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的永久居所。藏在其間的歷史，猶如長河一般，從中華上下數千年歲月中緩緩流過。拙作《藏在故宮里的中國史》一書，便是試圖從故宮中一件件極具代表性的古老器物出發，勾勒與重溫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并探尋留存在它們身上的余溫，借以進入古代中國宏闊的哲學與美學之境。

紅山玉龍

一座天然博物館

如今的故宮，是世界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筑群，是中國最大的博物館。館內，藏有186萬多件文物，分陶瓷、玉器、青銅、碑帖、書法、繪畫、珍寶、漆器、琺瑯、雕塑、銘刻、家具、古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璽冊、鐘表儀器、武備儀仗等25大類69小項。文物的時間，則上迄新石器時代，橫跨夏、商、周、秦、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兩宋、遼、西夏、金、元、明、清等朝代，直至今天。

如此浩瀚的文物，在這座宮殿里妥善存藏，才得以流傳下來。要知道，博物館是近代產物。古代并沒有保存藏品并進行研究、闡釋、科普的專門機構。幸運的是，在古代與今天，紫禁城都扮演了博物館的角色，擔負起了傳承歷史與文化的責任。

時間回到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這一年秋天，明成祖朱棣正式遷都北京城。城中央的區域，從此成為明清最為矚目的場所。自然而然，五湖四海的奇珍、歷朝歷代的異寶，源源不斷匯聚于此。除此之外，這座宮苑還能調配天下能工巧匠，不斷生產新的器物。明宦官機構、清內務府系統，都有類似功能。

明代負責御前器皿家具的造辦，很可能成為了清代擴建內務府造辦處的底子。康熙三十年，養心殿造辦處遷至紫禁城外西路，擴充為造辦處，成為內務府占地最廣的機構。乾隆朝時，造辦處發展為四十余作坊：裱作、匣作、木作、漆作、雕鑾作、刻字作、燈作、裁作、鑲嵌作、眼鏡作、如意館、做鐘處、硯作、銅作、玻璃廠、鑄爐處、炮槍處、輿圖房、弓作、鞍甲作、琺瑯作、畫院處等。今人熟悉的姚文翰、徐揚、郎世寧等宮廷畫師，便是畫院處的成員。造辦處不能完成的作品，就行文同屬內務府的蘇州、杭州、江寧等織造衙門制辦。如今，故宮陳列的許多金銀珠寶玉石工藝品，大多出自內務府造辦處。

黃地粉彩鏤空干支字象耳轉心瓶

造辦處的工匠揮汗如雨，宰輔與儒學耆老等人，則因為各種機緣進入這座城池，和皇族成員一起，組成了這里藏品的鑒賞研究隊伍。值得一提的，是帝王乾隆。登基之初，乾隆就組織人員清點紫禁城藏品，分門別類，陸續編輯完成了《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西清古鑒》《天祿琳瑯書目》等目錄。最先編成的《秘殿珠林》，記錄了紫禁城與佛教、道教相關的書畫藏品。《石渠寶笈》，整理登記自古代至清代帝王、名家的書畫作品。二者都將藏品區分等級，優等藏品附有較為詳細的鑒別和賞析文字。《西清古鑒》，整理記錄的是紫禁城內商周至唐代的青銅器。乾隆的藏書室名為“天祿琳瑯”，紫禁城古籍善本名目便取名為《天祿琳瑯書目》，書目按版本時代順序編排，同時代版本以經史子集為序，同一種圖書的不同版本如果都質地精良，則都收錄在內。乾隆命人編撰的這些名錄，記錄的是當時的藏品狀況。隨著藏品增多，名目又有追加和更新，如《西清續鑒甲編》《寧壽鑒古》和書目《后編》等。以上行為，已經在履行現代博物館的科研職能。

紫禁城是中國最大的藝術寶庫，珍寶之多，并非四種目錄所能涵蓋。例如，乾隆朝代目錄便沒有涉及兩類常見的日用品：玉器與瓷器。事實上，當時紫禁城習以為常的日用品和鳳冠霞帔等衣物，都不被認為是藏品。而如今，在故宮博物院的文物中，數量最多的品類恰恰是衣服與日用品。此外，明清兩代，墓葬出土文物因犯忌諱，也不可能出現在紫禁城中。但如今，我們熟知的文物，很多是從墓葬中發掘而來。古今相異，導致我們不能返回“歷史現場”。更為關鍵的是，紫禁城不向民眾開放，博物館所具備的科普功能便無從談起。

但瑕不掩瑜，中華文明幸得有這座城池，才讓眾多文物擁有了一個安居之所。放眼寰宇，并不是所有文明都能這般幸運。

部分四庫全書

串起數千年中華文明

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是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其可貴之處，除在于數千年綿延不絕之外，更在于一代代志士薪火相傳至今。故宮，便是中華文明重要的傳承者之一。

故宮，如同一條長河，串聯起數千年的中華文明。這種串聯，不是簡單體現在上自新石器時代下至晚清的文物收藏上，更表現在這片城池的每處角落甚至每一擺件都浸潤著中華文明的痕跡。

故宮武英殿東側，有一座橫跨內金水河的斷虹橋，為紫禁城諸橋之冠，其橋面最寬、藝術價值最高。從精雕細刻與繁密精致的工藝來看，這座橋當是宮內少有的元代遺跡。它地處紫禁城后寢轉向西華門的要沖，是明清帝王后妃出游西苑或圓明園、頤和園的必經之地。明初興建紫禁城時，在元代舊宮之上拔地而起一片新城。因此，故宮里有元宮遺跡，也不足為怪。斷虹橋是最完整的元代遺跡，在橋下流淌的內金水河，則是明代利用元代宮城護城河為基礎改建的。過了斷虹橋折向西南，有一處獨立院落，院內有高達五層、黃琉璃瓦歇山頂的建筑，名為南薰殿，是清代供奉歷代帝王像的專區。殿內供奉自太昊、伏羲以下的帝王賢臣畫像（卷、冊、軸）共121份。

后代王朝尊崇前代帝王，是中國古代史的一個有趣現象，表明中國作為一個國度的發展過程從未間斷，其法統和思想觀念一脈相承。其實，清王朝供奉的不是前朝明君先賢，而是如絲縷般不絕的中華政治哲學與思想，是對中華文化身份的自我認同。南薰殿的畫像，是中華制度與文明的表征。

放眼故宮，左廟右社、前朝后寢、中軸對稱，是對中國傳統宮殿建筑布局和理念的延續。碩大的龍吻、華美的藻井、重檐的屋頂、宏偉的斗拱，乃至漢白玉臺階的數量、朝向、護欄等規制，無不透露著古人技術水平和美好期望之間的融合，在深厚久遠的傳統思維和靜水深流的實用功能之間的默契。其時，天子居于“乾清宮”，皇后住在“坤寧宮”，帝后相會于“交泰殿”，后三宮左右有名為“承乾”“翊坤”等的東西十二宮，又有麟趾門、螽斯門和千嬰門、百子門南北相對。所有地名無不寄托著中華先民對夫妻和睦、子嗣綿延的美好期待。較為知名的文物翠玉白菜，清末時便安靜地擺放在永和宮屋內一角，青白的色澤寓意清清白白，巧手雕出的蝗蟲與螽斯是多子多孫的昆蟲，飽含著對傳統道德的尊重與對子孫延綿的期待。非深入了解傳統文化，便無法設計與建造出這宏偉的宮殿與處處彰顯匠心的擺設。故宮保留著中華民族記憶中最美好的部分，也是精神世界中最為豐盈、最為厚重的部分。

在近代，中華文明遭遇了舶來文明的激烈沖擊，故宮文物也隨之命運多舛。晚清無力繼續收納、保全藏品，遜帝溥儀更是有預謀有組織地大規模散失藏品，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接下來，對故宮最大的傷害還是戰爭。“九·一八”事變爆發，剛成立沒幾年的故宮博物院即籌劃文物外遷避難。自1933年正式開始南遷，上萬箱民族瑰寶艱難輾轉于上海、南京、四川、重慶等地，躲避槍炮、盜匪、水火的侵襲，最終艱難迎來了抗戰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后，涅槃重生的北京故宮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通過政府收購、文物調撥、個人捐贈等多種形式，故宮文物收藏的量與質迅速提升。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國家對文博事業的高度重視和資金投入持續增長，故宮迎來了又一個發展高峰。在今天，在新時代的感召下，故宮的每一處宮殿、每一座大門、每一處磚瓦、每一件雕梁畫棟，都煥發出了新的生機。

故宮，可以說是一面鏡子，照出了歷史的變遷。故宮，又是一張國運的晴雨表，折射著中華民族的興衰沉浮。

《藏在故宮里的中國史》?張程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文物中，古人的面容依然鮮活

歷史研究的一大難點，就是在承認歷史與現實相關性的同時，還原歷史的特性，卻又不受當下社會環境和思想觀念的蒙蔽。不以今度古，而是返回歷史現場，得出符合當時情境的判斷，頗為難得。諸多可能幫助我們達成研究目的的要素，都在滄海桑田、世事無常之下失去了標尺作用。而人物的性情，則是相對穩定的標尺。端詳一張張鮮活的面容，可以幫助我們復原歷史的原貌。

文物，不僅是古代物質和文明的載體，也是觀察古人的窗口。經由文物，我們后人往往可以和古人相遇，探測他們的內心世界。

文物，如果能加上“故宮”這一前綴，本身工藝技術和附帶的人文信息自然要過硬。沒有精神內涵的器物，不可能成為珍貴的文物。造型簡單、工藝古樸的紅山玉龍，之所以是珍品，是因為中華民族的圖騰——龍的雛形顯現在原始人類的一錘一刻之間。畫技不算突出的《一團和氣圖》，之所以價值超群，是因為作者明憲宗把對時局的觀察和執政的理念融入了畫作之中。《分歲詞圖》看似一幅喜慶的風俗畫，但卻蘊藏了中國人有關家的理想模樣。此外，記錄了君臣關系的《三顧茅廬圖》，透露著五代十國時局之變的《韓熙載夜宴圖》，代表著遲到的哀榮但未曾被佩戴過的孝靖皇后鳳冠，展現乾隆皇帝雄心壯志的大禹治水圖玉山等，都是故宮里飽含深意的珍寶。

每個看似飽經風雨的成人內心，總有一塊柔軟脆弱的角落。徜徉在二十四橋明月夜中的公子杜牧，年輕時風流不羈，暮年病重時焚燒了諸多文字，卻選擇留下了記載一段愛情的《張好好詩卷》。這份詩卷，成了杜牧唯一傳世的手稿。明朝肇建后的某個傍晚，明太祖朱元璋在百忙之中給姐夫、駙馬李貞寫了一張便箋《致駙馬李楨手敕》，談起自己打瞌睡，夢見了逝去多年的父母，子欲養而親不在是何等遺憾。正史之中，朱元璋果斷英明，便箋之中則是親人才能看見的庸常絮叨的一面。

雨后故宮角樓?新華社發

由此可見，文物除了具備器物價值、歷史價值外，還有記錄人物性情的價值。三位一體、層層遞進，創作者、收藏者等關聯人物的面孔縈繞其間，讓文物的承載更為厚重，讓歷史的底蘊更有溫度。

如上所述，故宮就是一部活的中國史。《藏在故宮里的中國史》一書，是筆者描繪故宮代表性文物、勾勒絢麗多姿中國史的努力，也是筆者進入古人精神世界、與他們親切對話的嘗試。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19日?12版）